第一章  刑法的效力

案例1：丁某被控伪造公文、印章宣告无罪案(属人管辖)

被告人：丁某，男，53周岁，无业。因本案1992年4月7日被逮捕。

1990年5月，中国某集团公司与委内瑞拉Jen-com投资公司签订一笔货物买卖合同。集团公司交货后，Jen-com投资公司迟迟不支付货款。截至1991年底，Jen-com投资公司尚欠集团公司货款50余万美元。1992年初，丁某与集团公司联系，希望集团公司委托其全权代理追讨余款，并要求提供委托书，集团公司拒绝了丁某的要求。丁某遂于委内瑞拉私刻集团公司印章，伪造集团公司追讨债务委托书。此后，持委托书向Jen-com投资公司追讨债务，案发前将索回债款3万余美元全部挥霍(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构成诈骗罪)。

检察机关以伪造公文印章罪对丁某提起分诉，一审法院判决：丁某犯伪造公文印章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，本案不属我国刑法适用范围．撤销原判，宣告无罪。

法理分析：

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，检察机关、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存在分歧。焦点在于伪造公文印章罪是否属于属地原则立法限制范围之内。1979年刑法典第4条规定绝对追究刑事责任的罪种包括：反革命罪、伪造国家货币罪、伪造有价证券罪、贪污罪、受贿罪、泄漏国家机密罪、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、伪造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。第5条规定最低法定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按照犯罪地法律应受处罚的他种罪名应适用刑法。丁某伪造公文证件实施诈骗(诈骗证据不充分，不能认定为诈骗罪)，属于绝对追究刑事责任的范畴。因此，二审法院的裁定是不合法的。

至于若该案发生在1997年刑法生效之后或1997年刑法典生效时判决尚未确定，则应考察两个方面：一是法定最高刑，二是实施主体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军人。丁某若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军人，则无论犯刑法规定的任何罪名，都应适用刑法。丁某若非国家工作人员或军人，考察第280条第2款规定的伪造公司印章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根据刑法第7条“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，可以不予追究”的规定，则本案可以不适用我国刑法。

案例2：奥格雷劫机案。(普遍管辖)

被告人：奥格雷，男，33周岁，前苏联人，前苏联雅库特共和国雅库茨克联合飞机中队副驾驶员。

1985年12月19日，被告人奥格雷与机长阿布拉米杨·维·谢等机组人员，驾驶47845号安--24型民航客机，执行雅库茨克民航局101／415航班飞行任务。被告人奥格雷登机时，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把闭合长123毫米的折叠刀和一块重2．8千克的长条锰钢块带入飞机驾驶舱。北京时间7时30分许，该机载客38人，由雅库茨克飞往伊尔库茨克。12时30分许，该机飞至东经118"06'00'、北纬52"40'00"上空时，被告人趁领航员日哈列夫·斯·维上厕所之机，以客舱出现机械故障为由，将机械师奥西波夫·弗·伊骗出驾驶舱，随即锁上驾驶舱门，扭动自动驾驶仪，持刀威胁驾驶飞机的机长阿布拉米杨·维·谢说：“你老实点，不然的话我杀死你。”机长当即用脚踏了报警信号。被告人奥格雷发觉后，即威逼机长关闭信号。机长被迫改变飞机航向，飞越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。当日北京时间14时30分许，飞机降落在我国黑龙江省甘南县长吉岗乡农田里。

检察机关以劫持飞机罪对被告人奥格雷提起公诉，审判机关比照1979年刑法典第107条类推为劫持飞机罪判处被告人奥格雷有期徒刑8年。

    法理分析：

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奥格雷应否适用我国刑法。我国1979年刑法典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规定中未有普遍管辖原则的内容。自1980年开始，我国相继加入《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》、《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》和《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》。公约规定，对劫机、贩毒、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等国际罪行，应采取必要措施行使刑事管辖权。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，指出：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，行使刑事管辖权。”1997年刑法典第10条明文规定了普遍管辖原则。该原则规定：(1)适用对象为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规定的国际罪行。(2)适用条件为承担义务范围之内a对于本案，发生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之前，自应援引相关公约的规定。鉴于1979年刑法典未规定劫持飞机罪，本案审理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》之前进行，因此应适用我国刑法类推予以定罪。若本案发生在1997年刑法典生效后或1997年刑法典生效时审判尚未确定，则应适用第121条以劫持航空器罪定罪量刑。